2013 中国企业健康指数报告内容之：核心发现

核心发现一：共生共长

共生共长描绘了中国企业未来发展的健康之梦：同属一个国家，国企与民企能够在不远的未来过渡成为同名同姓的企业，在同一健康的市场环境中自由平等“争利”，包容“共利”，和谐发展。

近几年，有关国企与民企的进退之争，改革之变引起政府、企业和社会的高度关注。中国的国企与民企的效率与公平、 垄断与利润、表现与改革、 “国进民退”论等一系列问题引起了全社会各界的思辨与献策，目的在于渴盼国企与民企能够共同健康地发展。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与零点研究咨询集团2013年再度联袂研究的中国企业健康力量指数发现，国企与民企的健康状况错位失衡，同在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制下发展，同在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但健康表现迥异，特别是国企与民企的健康元素最高得分与最低得分南辕北辙，分道扬镳。诊断结果勾勒出一幅同在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制下生存发展的两类不同性质企业的两种不同的健康状况。

健康得分差距最为悬殊的是国企与民企在创业力方面的健康表现，相差22分之多。创新力的健康表现似乎与个人有关，其实与一个企业所属的性质关系更加密切。因为，无论国企还是民企都不缺乏具有远大理想、国际视野、勇于探索、大胆创新的企业家，但创业力方面的表现往往受制于体制和动力的束缚，所以民企胜在了国企的短板之处，不可骄傲，因为两者的竞争是不公平的。

国企与民企在包容力方面的悬殊差距体现更值得深思，前者得分高，后者得分低，相差接近15分。但在商业环境中，得分高低并不等同于健康的好坏，得分高可以是正能量也可以是负能量，如何定论取决于可观分析。比如，国企赢得包容力的高分，说明政府主导的商业环境更加偏爱国企。国企在包容力健康方面的表现得益于政府政策和商业环境等因素的偏待偏爱，胜在了民企的在公共政策和公共资源的弱势之处，因为两者的竞争缺乏公平性。

本研究结果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国企和民企的总体健康水平得分相当，差异微弱。那么，上述的两个健康元素差异巨大的现象被什么稀释蒸发了呢？这正是《2013中国企业健康指数报告》希望全社会来思考和思辨的一个问题。本研究发现，国企在商业环境方面的得分高低不等同于企业健康表现的好还是不好，而是要深入分析表面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这与企业家精神和企业行为两个纬度得分的高低既证明企业健康状况的好坏是不一样的。在九个健康元素的测评中，其实民企的总体健康得分是三高一平五低，简言之，民企最后能与国企在总体健康水平得分相当是受益于其创业力方面的健康发力。这更加证明中国的企业，不分国企民企，都渴望一个共生共长的健康发展环境。

核心发现二：“国—民”红利

“国—民”红利指营造一个公平的商业环境、通过自由竞争让改革的红利惠及全民，包括一切所有制不同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

《2013中国企业健康指数报告》发现，国企与民企在商业环境的健康状况对比分析中，包容力方面两者差距最大，其次为服务力。包容力民企得分最低为50.6分，而国企的得分

高达65.34分。包容力涉及舆论媒体和公众包容，服务力涉及政府政策和政府支持，结果显示国企在政府政策、政府支持、媒体关注、公众包容、社会资源等方面都得到了优先、优越、优厚的服务及包容，而民企明显处于劣势，凸显需要营造一个更加公平健康的商业环境。

李克强在新任总理后的首次记者招待会上指出，改革是中国的最大红利，要坚持市场化的改革，要营造一个公平的经济环境，保护中小企业的合法权益，让所有的人受惠属于社会人人的改革红利，调动大家的主动性，更大地发挥社会各界的动力。他的九字人品信念”行大道、民为本、利天下“，传递了一个推动社会公平环境、经济公正改革、政府转变职能的正能量。

国企和民企在分享改革的红利方面地位不同、待遇不等、政策不均、福利不一。造成这种四不公允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国企与民企没有一个共生的健康环境，既国企与民企共同生长和生存在一个具有中国特色商业环境之中，但民企在这个环境中缺乏相同的地位、相等的待遇、相均的政策、相一的福利，所以这个商业环境处于亚健康状态，结果是改革的红利更多地分给了国企。

在改革开放初期，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时代，“国—民”红利的受益者排队有先有后可以理解；在改革开放的中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国—民”红利的分配不均也依然可以包容；但在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多年，社会各界呼唤公平的经济环境和市场化的自由竞争的时代，如果“国—民”红利仍然沿着传统的轨道上继续前行，那就非常值得中国社会扪心自问：我们的改革开放行的是什么道？为的是什么本？利的是什么人？

未来中国商业环境的健康发展取决于未来政府的职能转变。新的一届政府提出了施政要避免错位，社会的事交给社会去办，市场的事交给市场去办，忠于法律，把权力涂上防腐剂。相信经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所有不同体制的企业都能够生长和生存在一个更加公平健康的商业环境之中，依靠自由、公平、公开的竞争去分享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红利！

核心发现三：生态失衡

“生态失衡”反映了国企与民企在企业家、企业、商业环境三者之间缺乏良好的互动，在九个健康元素之间缺乏双赢的互补，没有充分调动各自的动力和发挥各自的功能，导致没有形成一个企业健康发展的生态系统。

这次研究分别对国企和民企的健康状况从创业力、创新力、领导力、竞争力、合规力、责任力、市场力、服务力和包容力进行了对比交叉分析，发现结论是两头大，中间小，最大的两个得分差距恰恰在首末两端。两头大的现象，包括另外一些健康元素之间的明显差距比如创新力的对比分析结果，勾勒出中国企业生态系统的失衡。

创业力方面民企得分73.96，而国企得分仅有51.56分。包容力结果恰恰反其道而行之，国企得分65.34，民企相差甚远得分低为50.60。悬殊的结果反映了企业健康发展的生态失衡，因为对比分析国企与民企的健康状况，理想的对比分析结果应该是一个平行线。九个健康元素的对比分析可以有差别，但也希望呈现的结果是曲线形态。

创业力的悬殊差距并非来自个人能力的强弱，而是来自企业家所处的环境和体制的原动力。国企和民企的企业家可以能力都很强，但民营企业家有着自己掌控的平台和环境，更加容易根据市场变化和公司需求大胆创业创新。国有企业家的平台也可以很大环境也可以很好，但在创业创新的时候往往容易受到体制内的制约和决策流程的冗杂。

九个健康元素之末的包容力同样凸显了企业健康发展的生态失衡，社会资源和公众包容更多地偏爱了国企，特别是服务力中的政府政策和金融支持更不例外，所以国企在这些方面的健康状况得分远远高于民企，但这个高分并等于就更健康。这正是体现了中国企业处于生  态失衡的亚健康发展状态，国企和民企受到的待遇不公正。

生态失衡究其深层原因有政策、体制、文化和环境等方面的历史原因也有近期的现实原因。无论国企还是民企都为培养中国未来发展的健康力量做出了长期不懈的努力。展望未来，中国企业健康发展所需要的企业家精神、企业行为、商业环境应该不分国企民企，而是一个有利于双方共同成长的环境公平和生态平衡的系统。

核心发现四：内创疲软

“内创疲软”是指内创业力（intrapreneurship）疲软，反映企业内部开拓、革新的创业精神不足。

创业精神是组织成长的源动力。罹患“大企业病”的企业通常一切按部就班，拒绝变化；绩效稳定，缺少动力开拓新领域或革新产品；现有市场利润丰厚，没必要考虑环境的变化。这些都是企业缺少创业精神的表现，即内创业力疲软。造成企业创业力不足的具体原因很多，境况优越和环境约束虽然能支持创业，但却是导致企业的内创业不足的主要因素。

《2013中国企业健康指数报告》的调查结果发现，国企在创业精神方面的得分远低于民企。国企的内创业力疲软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国企的创业意愿不足。本研究的结果显示国企在政策支持、资源垄断和行业壁垒方面都较民企更具优势，但国企在创新方面的投入不高。2011年国企的研发投入和销售收入之比低于5%，而民企华为的研发投入与销售收入之比是11%。而且其中部分国企研发投入还是政府和政策推动下才出现。

其次是国企的创业需求不足。本研究的结果发现国企的艰苦奋斗精神远低于民企。原本是国企立业基石的企业精神如今却比不上同一个市场环境下的民企。研究发现，国企的竞争优势来自资本性优势，包括资源、政策、融资，等等；民企的竞争优势来自资源转换能力，比如资源的使用效率。当企业拥有的资源优势大时，企业的内创业需求便会不足。

最后是国企的创业倾向不足。国企中过错责任的后果通常比民企中更严重，再加上国企传统的责任制，使得国企成员普遍倾向于规避风险倾。创业精神意味着企业需要具有愿意承担风险的倾向。在成员普遍风险规避的组织中，除非是责任规定必须承担的风险，否则企业难易采取冒险行为。创业精神不足对于组织而言意味着潜藏的长期性危机，对于整个经济而言却是经济活力不足的成因之一。

核心发现五：制度合规

“制度合规”强调的是企业对商业规则的遵守与尊重。企业作为商业活动的主体，服从商业规则是其参与商业活动的基本要求。

服从法律法规、遵守契约精神、坚持商业伦理是企业作为经济活动实体的基本条件。然而历次“中国企业健康指数”调查均发现民企在合规力方面的表现不尽人意，其中有民企自身的原因，也有企业环境的原因。

从企业环境的角度来看，行政监管一方面缺失，一方面又过多，即媒体所说的“行政管制太多有效监管不足”。本研究结果显示，在这个问题上政府的政策和服务对于民企比对国企更甚。行政管制太多的主要表现是政府过度采用行政手段干预市场的运行。当市场运行制度不完善时，一定程度的行政手段可能是必要的。当市场规则逐渐成熟的过程中，应该用监管逐渐替代管制。但当市场规则已然成型时，看得见的手却仍然无处不在，必然会对市场造成干扰。然而本研究的结果又显示民企对政府政策的影响有限，结果是民企对于改变“行政管制太多有效监管不足”的影响有限。

从企业行为的角度来看，诸如产品质量问题等已使民企承担着自身行为造成不利的后果。《2013中国企业健康指数报告》调查的结果发现民企的公众包容力很低。包容力是指社会公众评判企业行为时的严苛程度。公众对企业行为的宽容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的过往行为。企业若是多次出现不符合公众利益的行为，公众的包容力便会逐渐降低。公众包容力低的直接结果是企业的商业活动越来越艰难，虽然多数时候不用直接面对公众的怀疑和挑剔，但“沉默的抵制”却使得企业和社会的交易成本都大大增加。

民企对行政政策的影响有限，社会包容又不高。处在不利的环境中，民企更需通过自律赢取商业环境的支持。

核心发现六：资源雾霾

“资源雾霾”强调的是企业所处商业环境中，能影响商业活动的各种因素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反映环境因素的存在与否不确定、变动与否不确定、可得与否不确定等等。

《2013中国企业健康指数报告》发现，民企和国企都认为环境的不确定性较高，民企的尤甚。国企和民企的企业家都认为企业环境的复杂程度和变化程度很高。环境不确定的一个重要表现是企业能拥有的资源具有不确定性，包括政策、资金、关系等等。资源的不确定性会如同雾霾，使企业看不清方向。

政府政策具有不确定性，这或许是改革进程中不可避免的状况。但对于企业而言，政策的不确定性会使得企业更倾向于采取投机性行为。若所有企业都投机性地涌向同一个高利行业，对于任何一个行业而言都是不利的。政策的不确定表现在政策导向、行政管理两个方面。政策导向是否确定体现在政策中的是否有真空地带或模糊区域。行政管理是否确定体现在政策是否能以一贯的方式执行。

造成资金来源不确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金融政策是主要原因之一。当企业从银行难以得到贷款时，从民间获得资金又存在不确定的红线时，企业在资金来源上便多了一分不确定。

制度壁垒和资源垄断在一定程度上能降低企业所在行业的竞争激励程度，因此企业的环境不确定性也会降低。本研究显示国企在这两方面都强于民企，相应的研究也显示民企所处行业的竞争激烈程度远高于国企。所以相对而言，民企的资源不确定性高于国企，民企面对的雾霾比国企面对的更加严重。

核心发现七：竞争友善

“竞争友善”是指企业所处的商业环境是在一个友善的环境中竞争，是否公平公开地竞争。换言之，竞争是否存在规则上的不公平，例如程序上存在例外管制、资源上存在分配限制、行为上存在排斥漠视等等。

《2013中国企业健康指数报告》指出，民企和国企的企业家对环境复杂程度、变化程度和友善程度的评价显示，国企和民企在这三方面的区别只有企业环境的友善程度。市场竞争的友善并非指企业之间竞争不激烈。相反，市场竞争激烈意味着环境是友善的。环境友善的主要标准之一是企业环境是否公平。政府在十八大中再次提出的“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便是企业环境公平的要点。

《2013中国企业健康指数报告》的所有测评指标中，国企和民企得分差异最大的指标是资源垄断。资源垄断也是媒体上有关国企改革争论的焦点之一。本研究表明，资源优势是国企是竞争优势来源，而民企的优势则是有效利用手中的资源。竞争优势的区别也诠释了国企改革有关“公平——效率”权衡的焦点所在。虽然资源差异源自对公共服务和市场效率的权衡，但作为企业本身而言，期望公平的制度环境是无可厚非的。国企和民企的权力公平需要在“公平——效率”之间的关系和利弊中仔细考虑。

本研究结果显示在服务力上国企普遍高于民企。服务力是政府政策和服务对企业支持程度的综合测评指标。在所有服务力测评指标上，国企的得分要么高于民企，要么与民企持平，显示了国企和民企在规则公平上的差异。

友善的竞争带来友善的繁荣，是未来中国企业健康发展的动力之一，它需要在规则面前人人平等，值得市场中的企业共同营造，共同培育，共同呵护。

核心发现八：相知相吐

“相知相吐”是指国企和民企的企业家都从自己的境况和视角看待对方，因此民企企业家谈及国企时带着对民企环境不公的不满；而国企企业家谈及民企的时候带着对国企身份的认同。

《2013中国企业健康指数报告》调查中，民企企业家和国企企业家在大多数测评指标上都存在差别，其中最突出的两个差别是：(1)国企企业家和民企企业家对国企的评价，评分差距常常都在10分以上；(2)国企企业家和民企企业家对民企的评价，评分的差距常常很小，根据统计学的显著性检验，这些很小的评分差距通常都不显著。也就是说国企企业家和民企企业家对民企的评价通常没有实质上的不同。不同背景企业家对国企评分的巨大差异和对民企评分的微小差异反映了两个企业家群体对各自企业健康力量的两种不同态度。

国企企业家和民企企业家在对民企评分时，大多数指标的评分没有实质差异，反映了国企和民企的企业家尽管身处不同所有制类型的企业，但对对方的生存环境是相互了解的。在相互了解的情况下，国企企业家和民企企业家对国企的评价又存在很大差距，说明两个群体的企业家给国企评分时存在客观现实以外的考虑因素。

民企企业家给国企的评分普遍低于国企企业家给国企的评分，唯一例外的是国企企业家对国企资源垄断的评分比民企要高。这种普遍性的偏低评分说明民企企业家对国企评分时带着对企业环境不平等的不满，而国企企业家对国企评分普遍高，则反映的是国企企业家对自身身份的认同。唯一例外的“资源垄断”指标，是众所周知的国企优势。身处国企内部的国企企业家对这点优势的重要性看得比民企企业家更清楚。

国企企业家和民企企业家对国企的评分差距并不是两个群体间的矛盾造成的，而是两个群体处于相同的市场环境，却处于不同的制度环境时的不公平感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