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中国企业健康指数报告核心发现

培养引领未来发展的健康力量

《2014中国企业健康指数报告》是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和零点国际发展研究院合作进行的“中国企业健康指数”连续三年调查研究的最新成果。《2012中国企业健康指数报告》第一次将“企业健康”概念呈现在公众面前，提出“健康三维”、“健康九力”等“中国企业健康指数”的分析核心。《2013中国企业健康指数报告》完善指标体系，修改调查问卷，创新地使用交叉评价方法评价国企和民企。《2014中国企业健康指数报告》补充了测评指标，完成自评工具，将国企、民企和外企都纳入评价之中。三年时间，不但“中国企业健康指数”已趋于成熟，而且对中国企业的健康状况也有了更加完整的认识。

在三年“中国企业健康指数”的研究中，我们每年都会努力分析调查结果，寻找总结出最值得与读者分享的核心发现。然而我们发现越来越难找出与前一年的研究本质上不同的核心发现。《2013中国企业健康指数报告》的核心发现和《2012中国企业健康指数报告》核心发现尚有很多在内容上不同。《2014中国企业健康指数报告》的核心发现与《2013中国企业健康指数报告》、《2012中国企业健康指数报告》的核心发现则在内容上不时出交叉与重叠。三年时间内核心发现就出现了诸多重叠，说明我们对企业健康的初步探索到了可以做阶段性总结的时候了。通过三年对中国企业健康的研究，我们将“中国企业健康指数”的核心发现总结为一句话—共创竞争的繁荣。具体而言就是在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条件下，不同所有制类型的企业在公开、公平、公正的环境中健康竞争，实现经济繁荣，共享改革红利。

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在同一个市场中竞争原本是市场经济中的自然状况，但为了冲破旧有体制的约束，政府为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制定了不同的政策。这种举措卓有成效，使改革免于流于形式，得以长期坚持，但却也将三类对市场而言没有差别的企业变得存在实质差异。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政策差异造成不同所有制企业的不同特点，这些特点其实都是中性的。但我们在提炼“中国企业健康指数”的核心发现时，关注更多的是不同所有制企业的特点对企业的意义。对这些意义的总结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正面总结是对企业坚持的期待，负面总结是对企业自强的期待。比如2014中国企业健康指数报告2012年的“精神原动力”期望民企能保持高昂的创业动力，“规避力”期望民企能承担更多社会责任；2013年的“内创疲软”是期望国企能在市场上更主动；2014年的“民企自律”期望民企能够通过自律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国企自变”期望国企能够通过变革成为市场化进程的推力、“外企自适”期望外企适应更公平的环境并继续为市场改革提供正面经验。

所有制差异会造成企业特征和行为的根本差异，这种差异即使在市场起决定作用的背景下依然难以改变（“混合体制”，2014）。这种实质差异造成两个副作用：一是企业会更依赖自身的固有优势来创造竞争优势，比如民企更加依赖企业家的创业精神，国企更加依赖政策和政府背景，外企更加依赖海外关系和比较优势（“生态失衡”，2013）；二是企业对政策差异会产生不满，这种不满会部分转移到对其他所有制类型的企业身上，比如民企企业家和国企企业家对国企的评分会出现很大的差距（“相知相吐”，2013）。

随着市场机制的逐渐成熟，政府提出的新导向是由市场扮演决定性作用。市场的作用并不能自动自发地达到完美状态，英国的自由市场经济便是先例。市场的作用需要良好的市场环境的维护。我们认为良好市场环境即“‘三公’时代”（2014）：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三公”与其说是我们的发现，不如说是我们从“中国企业健康指数”的研究发现中得出的长期期待。公开的“阳光环境”（2012）、公平的“无形公共产品”（2012）、公正的制度保证“竞争友善”（2013）等相对更具操作性。“三公”环境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在政府的自律和引导下逐渐培育。政府首先需要努力为企业营造一个确定的商业环境，包括政策、资源等（“资源雾霾”，2013）。商业环境的不确定性低，才能让企业家和专业人才安心地努力，不会将中国的市场当作“捞一把就走”的地方，从而也能减小商业活动的社会成本。同时，也只有在逐渐可靠和完善的企业环境下，不同所有制类型的企业才能实现“共生共长”（2013）。

对于商业环境的好坏政府有很大的责任，但并不能完全推给政府。商业社会中的任何个体和组织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首先需要整个社会能够理性地对待商业环境中的各种问题（“社会理性”，2012），留下空间让商业环境逐步改善。其次商业环境中的所有利益相关者都需要有“从我做起”的意识：社会舆论能够带着“包容均等”（2012）的态度对待不同类型的企业；企业自身需要自我约束，做到“制度合规”（2013）；政府则需要充分履行市场职能，维护“市场健康”（2014）。除此之外，现在的中国市场已经是全球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市场起决定作用的情况下，企业需要能够“全球开拓”（2014）才能面对越来越多的国际化冲击和机遇。

《2013中国企业健康指数报告》在对比研究国企和民企的健康状况时，认为核心发现健康的企业环境能够让不同所有制类型的企业都能享受到改革的好处，因此提出“‘国—民’红利”（2013）。在《2014中国企业健康指数报告》的研究加入了外企之后，“‘国—民’红利”便不再能涵盖所有研究对象，因此我们提出不同所有制类型的企业，不论是国企、民企，还是外企，都应该享受平等的国民待遇，共享改革的红利。唯有如此，才能建立通过竞争实现经济繁荣的健康市场（“竞争繁荣”，2014）。

我们希望能通过“中国企业健康指数”研究倡导企业家、企业、政府、社会、媒体、行业协会等一起从企业家精神、企业行为、商业与社会环境等方面共同创造引领中国未来发展的健康力量。

共创竞争的繁荣

竞争繁荣期盼企业的生存生长有一个公平、公开、公正的“三公”竞争环境，让混合所有制经济体中的各类企业在“三公”的环境之下共创市场公平竞争的繁荣，共享改革的红利，让市场可持续地健康发展。

共创市场公平竞争的繁荣是当今中国特色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体的共同需求。“共创”需要国企、民企、外企共同努力，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大家通过平等竞争的环境与途径，共创未来中国经济的繁荣。

“相信”来自竞争的繁荣。《2012中国企业健康指数报告》根据第一年对民企的研究结果就倡导公开的“阳光环境”、公平的“无形公共产品”。一年之后，《2013中国企业健康指数报告》通过交叉分析民企与国企的健康状况，继而呼吁公正的制度保障“竞争友善”，社会舆论对各类企业要“包容均等”。今年的《2014中国企业健康指数报告》再次深度剖析了民企、国企、外企的健康状况以及对商业环境公平程度的评价，站在更高的视野提出了中国企业追求实现“三公时代”的梦想。

竞争的繁荣需要公平可持续的环境，其中政府与政策的作用举足轻重。连续三年的“中国企业健康指数”研究对企业家精神、企业行为和企业环境三个维度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每年的研究成果在企业家精神与企业行为两个方面由于企业不同结果亦不尽相同，差异有大有小。然而三年的研究成果在企业环境方面共性明显，那就是中国商业环境的得分年年偏低，商业环境不尽如人意，市场竞争缺少平等，这其中包括政策的公平性与透明度、政府社会民企的包容度和支持度、竞争环境的公开性和公正性等。值得欣慰的是，中国的商业环境虽然亟待提升，但这几年已经呈现出积极的改善步骤与举措，所以我们在调查研究中也得到了中外企业家的认可与对未来中国市场健康发展更大的期盼。

竞争的繁荣首先需要公平、公开、公正的竞争环境，政府的角色与政府的政策将会起到纲举目张的作用。另一方面，企业要充分做好准备，在平等竞争的环境之中友善竞争、和谐竞争、道德竞争，承担起企业的商业责任与社会责任，共创竞争的繁荣，共享改革的红利。共创竞争的繁荣既是中国企业对新一轮中国经济再改革的企盼，也是自己为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一份责任。为此，混合所有制不同性质的企业需要与时俱进，创新变革。“民企自律”、“国企自变”、“外企自适”是基于中国企业健康指数三年研究成果对中国企业提出的战略举措。坚信中国的市场经济正在迎接一个更加公平、公开、公正的竞争环境，中国的企业正在共同创造一个更加繁荣的市场，中国社会和人民正在企盼一个更加美好的生活。

共生共长的“三公”时代

“三公”时代是指健康的市场环境应该具有的基本条件是“公开”、“公平”、“公正”。只有在达到“三公”标准的市场中，企业才能充分竞争，社会才能实现竞争繁荣。

“中国企业健康指数”的主要指标是“健康九力”，其中企业环境维度包含“市场力”、“服务力”和“包容力”三个健康力。《2012中国企业健康指数报告》调查民企后首次发现民企的企业环境维度“三力”上得分低的现象（参见图8.9所示民营企业部分的2012年得分曲线），并提出建立“阳光环境”，呼吁政府、企业和社会共同培育一个和谐、现代、有创造力的发展环境；《2013中国企业健康指数报告》在比较了国企和民企的交叉评分后发现，国企和民企在企业环境维度“三力”上虽然存在差异，但得分都不算高，因此提出国企和民企长期共存需要有促成“共生共长”的环境（参见图8.5和图8.5所示的所有评分者得分曲线）；《2014中国企业健康指数报告》分类评价了国企、民企和外企，同样发现不同类型企业在企业环核心发现企业环境维度“三力”上的得分仍然偏低（参见图4.10和图4.14）。《2014中国企业健康指数报告》据此提出“‘三公’时代”的概念，呼吁建立一个“公开”、“公平”、“公正”的商业环境。

“公开”的商业环境强调的是政府、企业和社会都能及时、负责地披露与利益相关群体有关的信息。通常谈及“公开”的商业环境时，强调最多的是政府的信息披露。政府在建立“公开”环境中的作用毋庸置疑，其除了能让企业和社会及时得到必要信息外，还能起到表率作用，引导其他社会组织践行“公开”。除了政府外，在市场起决定作用的商业环境中，企业和各种其他社会组织都需要做到及时披露相关信息，唯此方可培育出公开的商业环境。

“公平”的商业环境强调的是市场起决定作用的竞争方式。公平竞争的前提是社会支持和制度保障，两者缺一不可。制度保障包括：政府减少干预，相信“看不见的手”；建立政策制定的参与制度；政府自制，建立公共权力的制衡机制。社会支持包括：企业坚守商业道德；社会对寻租等行为零容忍；社会支持契约精神。公平商业环境的建立同样以政府为关键，企业和各种其他社会组织则需严守自律。

“公正”的商业环境强调的是市场环境中裁判和监督的角色。公共权力机构在构建公正的商业环境中起到的仍将是关键作用。商业行为的监督、商业矛盾的仲裁、监督和裁判结果的落实等都需要公共权力机构能够不与民争利并充分履行自身职能。

“三公”环境是市场能确实起到决定作用的基本条件之一。只有在“三公”的环境下，不同所有制的企业才能共享改革带来的红利。

同台竞争的混合所有制

混合同竞是指混合所有制的不同性质的企业应该在公平可持续的环境中同台竞争。不同类型的企业需要在同一个环境中共同竞争，并根据自身特点所决定的竞争优势来确定企业的行为方式。所有制差异本身并不会使企业有所不同，但因为所有制差异而造成的企业控制主体不同则会使企业产生不同的特征和行为方式。企业控制模式造成的企业特征和企业行为差异在《2014中国企业健康指数报告》中有清楚的体现。最突出的结果就在“健康九力”曲线中。不同所有制企业的九力曲线特征不同（参见图4.14）：民企在创业竞争方面的健康力上得分较高，但在社会责任方面的健康力上得分较低；国企在规范方面的健康力上得分较高，在竞争方面的健康力上得分较低；外企在企业家精神维度和企业行为维度方面的健康力得分均较高。

根据企业产权理论，组织的控制权分为价格机制和权力权威两种不同的形式。价格机制是指由契约约定的权力。由于组织的控制权并不能全部由契约规定，那些难以缔约的控制权便称为剩余控制权。不同所有制的企业根据价格机制按照资本结构约定部分控制权，按照契约规定处于主导地位的资本方又因此而掌握了剩余控制权，于是企业特征和企业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该资本方的经营理念、企业文化和竞争方式。

民企的优势来自企业家自身的创业精神。民企最终依赖的是企业家个人，而企业家自身的社会地位也取决于企业的发展状况。这种互相依赖的关系体现在健康九力上就是“创业力”高于其他所有健康力，企业家精神维度的三力高于其他健康力，“竞争力”又高于企业行为维度的其他两个健康力。

国企的优势来自企业背景带来的资源。国企的领导是由企业主管部门以各种形式任命的，企业的竞争优势来自国资背景，因此国企企业家负责的对象是上级主管部门。这种领导关系体现在健康九力上就是国企的企业家精神中“领导力”最高，企业的“合规力”和“责任力”突出。

外企的优势来自母公司在长久市场传统下形成的经验，以及国际背景带来的全球化视野。改革开放后出现外资企业这种企业形式的目的是向国外学习先进的企业制度和管理经验。虽然改革开放已有30多年，但从健康九力得分来看，外企的标杆作用依然存在。外企不论在企业家精神维度的三力上，还是企业行为维度的三力上，得分均高。

《2014中国企业健康指数报告》提出“混合同竞”的目的是提请公众注意到所有制差异会造成企业特征和行为的根本差异，这种差异即使在市场起决定作用的背景下依然难以改变。从生态理论来讲，企业类型多有助于商业生态的演化。但从社会现实来讲，竞争优势来源的不同却会造成不同企业群体间的矛盾，这也是《2013中国企业健康指数报告》发现“相知相吐”的根本原因。

民企自律

民企自律是指需要在企业行为上自觉遵守社会制度和承担社会责任。企业在遵守社会制度和承担社会责任上付出的多，并不是企业的负担，而是形成企业与社会双赢的最佳途径。

民企在连续三年的“中国企业健康指数”评价中，“合规力”和“责任力”得分一直偏低（参见图8.9所示民营企业部分）。《2012中国企业健康指数报告》便提出用“规避力”衡量企业逃避遵守制度、承担责任的承担；《2013中国企业健康指数报告》又提出“制度合规”，强调民企需要尊重、遵守商业规则。总结民企的三年得分，《2014中国企业健康指数报告》认为缺乏“自律”是民企自己造成企业健康程度不够的主要原因。

民企企业家很辛苦，但这也成为民企不遵守社会制度、不承担社会责任最常用的理由。民企的“资本原罪”和财富积累使得民企容易成为舆论焦点，若民企不能自律，便会使得社会对民企群体的容忍度越来越低。这点体现在民企三年的“包容力”评价得分都很低。民企不自律和社会包容性低会变成一种恶性循环：社会包容性低使民企的竞争环境更差，民企于是更倾向于寻找非常规手段去实现目的，结果导致社会包容性更低。从媒体报道的“奶业危机”到口口相传的“房产中介恶行”，公众社会压力和不满都很容易转化为对民企的谴责和不支持。

民企企业家一方面希望所有的企业都能守规矩行事，一方面又不愿意放弃不守

规矩能带来的利益，最后形成的结果便是经济学理论所讲的“逆向淘汰”。社会对民

企的包容现状不是短期内能够改变的，但若民企不能意识到缺乏自律造成的问题，

那么即使到了“三公”时代，民企的企业环境也依然会落后于国企和外企。

国企自变

国企自变是指国企需要摆脱对垄断资源、国企背景等优势的依赖，打造自身的竞争力。

国企在“创业力”、“竞争力”和“创新力”方面的得分均不高，尤其是国企的“创业力”得分相对于民企和外企而言低很多（参见图8.9所示国有企业部分）。《2013中国企业健康指数报告》同样发现了这个现象，并提出“内创疲软”，认为国企的创业力和创新力低的主要原因是国企的创业意愿、需求和倾向不足。而造成国企缺乏创业、创新的意愿和需求的主要原因是，国企的竞争优势是一种资本性优势，即资源垄断、政策倾斜等使国企缺少创业、创新的动力。国企领导的责任制使得国企管理更偏重风险规避，从而倾向于选择不需要创业和创新的发展方向。国企管理偏重风险规避并非没有好处，因为这也是国企“合规力”和“责任力”得分高的原因之一。

从长期来看，市场所起的决定作用会越来越大，国企能依靠企业背景获得的优势会越来越少。在这种趋势下，如果国企不能逐渐改变过去的竞争模式，不能自发变革的话，将会在未来的竞争中处于劣势。从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的角度来讲，如果国企不能自发变革以摆脱依赖资源垄断和政策倾向的竞争模式的话，政府也不会放心地放手相信市场的调节作用。因此，国企不自变，除了会导致国企未来处于竞争劣势，还会阻碍进一步进行市场化改革，拖延市场化进程。

国企企业家中有许多敢于创新和突破的人，而且国企企业家的企业家精神原本不比民企企业家和外企企业家弱。但国企企业家却习惯于政治化方式解决市场性的问题，因此国企自变，并非单指企业竞争方式的改变，还包括国企企业家思维模式的改变。

外企自适

外企自适指的是外企在失去各项税收优惠政策等优厚待遇之后，需要完成自身

调整及转型，以逐步适应新的市场环境。

《2014中国企业健康指数报告》令人意外地发现外企在企业环境维度三力上的得分均不高（参见图4.13）。因为各级政府都有招商引资的绩效考核，使得外企得以享受许多优惠政策，外企在企业环境方面的得分本应该相对较高。但评分结果显示，外企对所处的企业环境仍然不满意。

政府对待外企的态度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强调引进外资，希望外企能教会中国企业如何进行市场化经营；第二阶段国企和民企与外企开始在各领域竞争，尽管政府仍然鼓励外资进入，但政策倾斜逐步减少；第三阶段政府彻底取消外企的“两减三免半”税收优惠政策，外企与国企和民企享受同等待遇。在外企已经习惯了优惠政策时实行公民待遇，这或许是外企所担忧的“不明确的监管环境”的一种实现。在优惠政策取消后，外企面对的是比以往严峻的企业环境。外企如果不能调整心态去适应平等的公民待遇，而将政策倾斜的取消视为中国保护主义的增强，那么便会不适应未来更加市场化的环境。

事实上，政府给予外企的便利和优惠并没有结束，自贸区的建设及在全国的扩容、为推进制造基地向服务型经济体转型而利用外资推动服务业发展等，都为外企提供了很多优于国企和民企的优惠。只是对外企的优待越来越少采用政策的形式，而是转为机会的形式。换个角度来看，这也是外企适应“平等待遇”和“市场起决定作用”的机会。

外企的旧有优势其实仍然存在，只是差距变小了。从企业家精神维度三力和企业行为维度三力来看，外企的评分仍然都是最高的。市场传统和国际关系带给外企的优势，以及尚未消失的政策优待，仍然是外企竞争优势的来源。只是外企需要开始适应越来越公平的市场环境。

全球开拓

全球开拓是指企业发展不能再偏安一隅，需要以各种方式让自己与全球经济发生关系。

尽管中国企业一直致力于推进国际化步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占全球投资的比重也在稳步上升，然而中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金额在全球的比重仍然较低，这与中国作为当今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不匹配。纵观中国企业走过的国际化轨迹，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总体水平还处在初级阶段，国际化成熟度较低。虽然不乏成功的案例，但从整体上看，中国企业在全球开拓的道路上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2014中国企业健康指数报告》发现，外资企业在国际化的程度上遥遥领先于中资企业（外企得分83.67、国企得分65.50、民企得分57.62）。在中资企业中，国有企业凭借政府“走出去”的鼓励及支持，以及强大的财力后盾，已经初步开始了国际化进程，而民营企业整体上的国际化意识尚未觉醒。

在企业家精神的层面上，外企管理者的国际视野得分较高，国企企业家开始觉醒，而民企企业家则相对落后。反映到企业的竞争力上，则表现为外企的全球化运营能力，能在全球范围内协同实现战略目标；国企虽然初步具备全球化意识，但全球化运营能力不足，难以支撑海外战略；而民企依然聚焦于本土市场上的兴衰存亡，既不具备也不需要担心其全球化运营能力。

成功的国际化是建立在高标准的商业伦理、合规行为以及企业的道德、经济、社会责任感之上的。在这方面，外资企业依然可以作为中国企业学习国际化的标杆。外企在进入中国之前，已经经过长期的市场洗礼，确立了高标准的商业规则和商业道德，在中国市场上应用高于本地标准的商业规则和商业道德，融入中国社会并不困难。而本地企业的商业规则仍不完善，商业道德尚在建立中，如在知识产权、财务信息披露、产品质量、环境保护等方面仍然存在诸多不足，这也成为妨碍其“走出去”的因素之一。

成功的国际化亦需要企业在海外开拓的过程中积极实现本地化。外企的国际化程度高，不仅仅是由于其战略格局的全球化和在不同国家丰富的市场经验，更在于其在中国的本地化——与所在地社区的融合程度高。雇用优秀的本土员工及管理者，积极参与所在地的社区建设，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等，都是外企在中国成功实现本地化的具体表现。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需要向外企学习的正是这种本地化的能力。如今一些国家对于中资企业的种种抱怨，归根结底是由于当地的中资企业过于看重商业利益的获取，而忽视了与本地社区的融合，没有与当地社区共享企业发展的果实，因而招致当地社区的反感。如何实现本土化将成为中国企业在全球开拓的过程中不得不考虑的重要问题。

培育健康的市场环境

市场健康是指市场环境的健康对企业整体健康水平具有的巨大影响。

“中国企业健康指数”的三年研究发现，民企企业家的整体健康评分每年都略有提升（参见图8.7）。评分的提升反映了十八大后政府简政放权、公务员行为自律、政策审批认定减少等都让民企企业家感受到竞争更加公平和制度更少约束。《2013中国企业健康指数报告》进行交叉评分分析时发现民企企业家和国企企业家在国企评分时的诸多差异实际上部分反映了民企对市场环境中诸多不公和额外竞争压力的不满。当民营企业感知到的不公减少，不满也变少时，民企企业家对企业在各指标上的评分都相对提高。

《2014中国企业健康指数报告》对国企和民企连续两年评价环境的复杂程度、变化程度和友善程度（参见图8.10）进行了比较分析。民企的两年评分在复杂程度和变化程度上没有差异，但友善程度评分则显著提高；相对的，国企的两年评分在复杂程度和变化程度上有显著提高，在友善程度上则没有变化。这种评分变化同样可以佐证政府职能转变给企业环境带来了更为健康的变化。

《2014中国企业健康指数报告》在“市场力”评分中新增了评价政府“市场职能”的指标。比较了有“市场职能”时“市场力”的得分和去除“市场职能”时“市场力”的得分，发现“市场职能”指标会使“市场力”的得分大幅降低（参见图8.3和图8.4），而且国企、民企和外企的评分均存在这种现象，这反映了不同类型的企业都对政府在履行市场职能时的表现不满。因此现阶段提升企业环境健康水平的最直接和快捷的方式就是政府能够履行好市场职能。

总而言之，市场健康会影响企业家对企业整体健康的感知和评价，而现阶段提升市场健康最好的方式便是政府充分履行市场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