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中国产业经济研究学术年会”于12月19日-20日召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部长，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兼职教授赵昌文在年会上发表了题为《“十三五”时期中国产业发展新动向》的主题演讲，重点谈到了产业革命、构建产业新体系以及“十三五”产业政策调整三个问题。
1、新一轮产业革命
目前，新一轮产业革命正在全球孕育兴起。判断是否发生产业革命主要有三个标准：
“其一是否大幅提高了生产效率，引发了生产方式的革命，甚至导致新业态的大量出现； 其二是否对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产生深刻而长远的影响； 其三是否出现了标志性的通用技术及其对产业的渗透。”
赵昌文认为：我国“十三五”规划和产业政策的制定应当充分考虑当前全球正在进入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大背景，需要注意的是，过去不论是制定产业政策还是制定产业规划都是基于比较充分的信息，但是在新一轮产业革命背景下很多信息是不充分的，或者说很多外部的约束条件是在变化的，这是最大的不同。新一轮产业革命的标志是新业态、新产品、新技术、新的商业模式等等，这些成为了产业政策和推动产业发展的一个不确定性的外部条件。基于这样的情况，一方面要对未来的一些发展趋势有一个合意的预期，同时立足于中国现有的产业基础。
赵昌文将新一轮产业革命表述为“一主多翼”，“一主”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创新发展和广泛深度应用，“多翼”更多强调的是能源、材料和生物技术。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很多内容都涉及到信息技术、互联网技术对能源领域、对材料领域、对生物科技领域的渗透，即信息技术高度发达及其它对相关行业的渗透。因此，基于这样一个判断，现在国家之间的竞争很大程度上在于如何在新一轮产业革命机遇下促进信息技术、信息产业和互联网技术发展对其他产业渗透的过程的竞争。也就是说，在当前的背景下，信息技术、信息产业和互联网技术本身的发展，及其对其他产业的渗透，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将决定着国家的竞争力。
新一轮产业革命将改变传统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制造方式变革（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将使发展中国家要素成本优势削弱。波士顿咨询公司的报告预测，到2020年，美国在中国制造的出口产品可能最多会有30%改在国内生产，新兴经济体将迎来赶超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有人认为，中国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个依靠工业化从贫困走向富裕的国家，靠低成本的劳动力不断的走向前沿，走向价值链高端。这就意味着包括印度在内的国家不可能再依靠低成本劳动力和人口红利实现工业化，因为这些国家所处的工业化时代和中国不一样。中国是30多年前才高速推进工业化，而其他国家是50年前、100年前甚至200年前就开始推进了。这些没有实现工业化国家的低成本优势和人口红利的优势将显得不那么重要，而与此同时，已经工业化的国家竞争力反而得到加强。如果这个逻辑正确的话，中国现在的情况介乎与两者之间，一方面低成本劳动力优势在衰减，另外一方面高端制造业的竞争优势还没有形成。这种情形即带来机遇也带来了挑战。
2、如何理解构建产业新体系
什么是产业新体系？赵昌文认为：如果我们把“产业新体系”作为一个目标，从理论上可以表述为：能够适应新一轮全球产业革命和技术进步的方向，充分发挥现阶段我国的比较优势，结构合理、层次明确，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在当前这个时点上一定要把产业革命这个大问题大环境作为既定的一个背景。为什么需要在这一概念中强调技术进步？因为产业革命范围太大，需要找到能够充分发挥现阶段中国的比较优势的产业体系。中国低成本的劳动力优势越来越衰减，同时新的竞争力又没有形成。中国的产业发展的目标最终要在全球视角下看你的产业发展有没有竞争力，这是产业新体系最根本的判定标准。
如果我们把“产业新体系”作为一个任务，实际上可以从不同的具体方面进行表述。 中央文件里提到了五个方面，包括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中国制造2025”，工业强基工程，战略性新兴产业，智能制造和现代服务业。对产业新体系，赵昌文部长认为可以从不同角度关注它，但核心是制造业转型升级以及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的融合发展。
“构建产业新体系”需要特别强调以下几个观点：一是在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过程中，不要把传统产业的改造和新兴产业对立起来。中国大量的制造业部门是传统工业部门，设备更新、改造和技术创新的空间很大，也是制造业部门转型升级的主战场。不要把传统产业的改造和新兴产业对立起来，其实在传统产业领域中孕育着巨大的新兴产业机会，很多新兴产业都不是从一个完全新的、空白的领域中产生的。二是要把生产创新和服务创新结合起来。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进一步加深，制造的过程就是服务的过程已经成为当前新一轮产业革命的一个重要特点。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创新联动起来，可以更好地优化制造业生产过程，改善制造业的商业模式，降低制造业的成本水平。如法国施耐德电气主要是能源管理，但同时它也提供了很多解决方案以及相应的服务环节。当一个公司可以这样做的时候，一个国家的产业和经济同样也可以这样做。此外还有工业化阶段的问题。今年服务业增加值占比更高，前三季度已经超过了51%，用原来的指标体系看的话中国整体上确实进入到了工业化后期，十八大也提了一个目标，当时说到2020年工业化基本实现。也就是说，整体进入工业化后期，一般再用十年左右时间基本实现工业化，应该比十八大说的时间晚几年，从现在算就到2022年了。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处理好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关系。
赵昌文认为：经济进入新常态，不是简单的投资需求缺口，那只是表象，根本上是工业化阶段的问题。工业化进入后期以后，工业对国家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将减弱，在这个过程中怎么处理好工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是工业和服务业的融合。纺织业和食品业在人均GDP八千至九千国际元的时候就要回落，钢铁工业也是一样，不管是大国还是小国，虽然会有一些特殊性，但背后的经济规律是一致的。这充分说明必须正视工业化阶段，在此基础上考虑产业发展战略。
3、“十三五”时期中国的产业政策方向
基于这么一个判断，“十三五”期间中国的产业政策究竟应该怎么制定是个重要的议题。什么是产业政策？就是政府在产业发展中仍然要发挥很多作用，仍然要介入到产业发展过程中。因此，构建产业新体系，要充分发挥市场的主导作用和企业的主体作用，也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在产业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具体要做到四点：一要在简政放权上下功夫，深化市场准入制度改革，实施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推动政府管理由注重事前审批向事中事后监管转；二要在促进公平竞争上下功夫，要健全知识产权创造、运用、管理、保护机制，严厉惩处市场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依法打击侵权行为，强化产业政策的竞争激励功能；三要在创新政府支持方式上下功夫，对处于起步阶段的新兴产业，要注重整合资源，更好发挥国家产业投资引导基金作用，发挥产业政策导向和促进竞争功能。四要在开放合作上下功夫，要完善对外开放区域布局，发展外向型产业集群，培育有全球影响力的先进制造基地和经济区，要进一步提高引资引技引智水平的同时，加快走出去步伐，推动中国装备走出去和国际产能合作，更好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