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中国，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和教育革命正加速会聚融合，创新力量正在重塑世界竞争的格局、重设国家力量的对比、重构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创新已成为鲜明的时代特征，而“全面”亦成为创新的时代要求。
近日，浙江大学中国科教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管理学院教授魏江博士在接受采访时指出，“独木难成林”，全面创新是创新驱动发展的关键，应积极推动全面创新管理各要素的协同发展，从而营造良好的区域创新生态环境。
采访实录
Q：浙江大学提出了中国原创的“全面创新管理理论”。您认为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背景下，应如何科学地看待“全面创新管理理论”的时代意义？
魏江：
“全面创新管理理论”的提出源于对企业层面创新规律的研究。现在，国家也提出要全面创新。我认为，无论是一个国家、一个省份还是一个更小地理空间的县域、乡镇，这些区域层面的创新能力，归根到底还是依托于企业。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有没有提升，有没有构筑自主创新能力，最终还是要看企业有没有构筑起自主创新能力，而不能只看这个国家发表了多少论文、弄了多少专利、拿了多少奖。这也正是我们国家强调“企业是创新主体”这个问题的根本。
确立了这样的认识，当我们来考察一个国家或区域的发展时，最后一定会落到这个国家或区域是否能够培养出一批依靠自主创新获得国内和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对于国家而言，有没有跻身创新强国的地位，关键看这个国家有什么优势产业。对于区域而言，有没有竞争力也要看这个区域内能不能培养出一批具有强大自主创新能力的企业。因此，国家和区域在抓创新能力建设时，尽管在着力点上会有所侧重，国家抓产业，区域抓企业，但最终都取决于企业。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谈企业创新能力，也不能离开产业创新体系、区域创新体系。没有创新体系的强有力支撑，仅仅围绕几家企业来谈创新能力建设，其作用是有限的。因为企业能否实现创新驱动发展，一定是建立在具有创新能力和活力的产业生态体系基础上，这就是我强调的产业层面全面创新问题，这个逻辑很重要。
产业、区域的全面创新和国家的全面创新是不一样的，因为国家是制度的制定者，而区域和产业会直接为企业服务。比如杭州扶持阿里巴巴、海康威视，而国家却不能直接扶持某家企业。国家要做的是制度创新主体，比如，在国家层面上推动人才供给制度、产学研合作制度、科技成果转化制度等的改革。国家层面的全面创新，抓手应该是全面推进创新制度和创新治理现代化建设，如果直接去抓某几个产业，八九不离十是要失败的。遗憾的是，我们的政府还是不间断地抓这个产业、那个产业，但忽略了全面制度创新这个核心问题，这个是很严重的。
Q：从以上逻辑看，“全面创新管理理论”在多个层面上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那么国家、区域、产业和企业几个层面的全面创新又有怎样的内在关系？
魏江：
接着上面的逻辑再往下思考，我们就能清楚看到，一个国家、区域是否走上创新驱动发展的路子，关键要看是否涌现出一批创新驱动发展的企业。但国家不能把重点放在让每个企业都去做全面创新，这是个陷阱。我认为，过度强调单个企业在战略、技术、营销、组织、制度、文化的全面创新，来培育和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是不可能也是不现实的。试想，一家企业怎么可能依靠个体的力量来实现全面创新呢？特别是在复杂产品创新系统中，靠单个企业的全面创新去实现全面创新，就会陷入封闭的创新思路，会重犯过去“大而全、小而全”的错误。
我们强调开放式创新，就是强调这些供给侧创新要素由一家企业来完成是不可能也不必要的！“独木难成林”，一个树木不在森林中，是不可能长成参天大树的。不管企业如何全面创新，当其所嵌入产业的网络创新能力很低，还没有构筑起完善的创新生态系统时，企业要构筑全球性创新竞争力是不可能的。比如，华为的通信技术创新、高铁技术创新、重大装备技术创新等等，如果没有全面的产业创新体系支撑，单个企业是不可能封闭式依靠自己的全面创新就能追赶上去的。因此，我的第一个基本命题是，不能离开产业全面创新，来孤立地研究企业的全面创新，要把企业和产业结合起来考察。
我的第二个基本命题是，如果离开区域、国家全面创新体系，要培养企业的全面创新能力也是解决不了的。从区域层面来说，比如武汉光谷、杭州互联网和电子产业、深圳信息产业、上海装备制造业，不是依靠单个企业全面创新就能干出来的。在开放式创新的大环境下，任何一家企业的创新都要依托于科技人才、劳动力资源、科技金融体系等互补品资源，以及其他公共产品资源的支持。没有这样的体系支持，是培育不出有创新能力的企业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国家具备自主创新能力的企业基本产生在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湾的原因。这些区域内部形成全方位的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关系，整合龙头企业的创新资源，形成有序的创新网络，支撑起企业的创新发展。这就是区域全面创新的意思。
从国家层面看，为什么华为这样的企业能走出来？这与我们国家长期以来对通讯设备业的持续投入存在密切关系。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整个通讯设备制造产业经历了过去的二十年、三十年的技术积累和人才积累，已经培养出了一支多元化的人才队伍和一批相关联的企业，再加上高校创新体系、信息创新服务体系的不断完善和提升，才有了华为这样的企业。因此，要科学全面地看待全面创新管理，就要跳出企业来看问题。既要明确企业的核心地位，只有像华为这样的龙头企业出来了，也要放眼国家和区域，从全面创新的高度，来研究国家和区域创新体系建设，把企业全面创新和国家全面创新、区域全面创新内在地联系起来，弄清楚其中的逻辑关系。
Q：您认为应当如何看待目前我国企业全面创新的动力和能力问题？如何正确认识供给侧改革对促进企业全面创新的作用？
魏江：
企业的创新动力是怎么来的呢？它不是企业关起门来搞自主创新得来的，而是来自于市场竞争，那么企业要拥有以技术为驱动的竞争动力，就势必会出现一个问题——在市场价值的实现过程中，创新有没有分享它的红利？如果当一个区域或者一个产业不创新就能获取利润，那么这个区域或者产业就永远不会创新。这也就解答了为什么我们很多产业没有创新动力，因为它们依靠原来的人口红利、低价竞争、资源消耗等依然能够生存，在这样的前提下，企业就没有创新动力了。
只有当市场竞争中依靠创新才能获取优势和利润的时候，企业才会自发地追求创新。然而有动力不一定有能力，这个能力不是企业封闭起来就有的，而是建立在创新资源投入、人才投入、互补技术和服务体系等的基础之上产生的。所以，我们强调供给侧改革，就是要实现创新要素供给体系的改革。企业能力要上来，不外乎下面的基本要素，第一是人才、第二是配套技术、第三就是技术基础条件（如信息化、网络技术等）、第四是组织能力，此外还有资金的供给。
再往下深入分析，企业创新能力是怎么产生的？有了前面的基本要素分析就可以明白，如果这些基本创新要素不能供给，创新能力就不可能上去，创新动力也就只能来自传统动力，比如“柴油发动机”，而不是新型动力机，如“喷气式发动机”。因此，企业的创新动力源来自于创新要素供给的品质。
首先是人才供给。全面创新管理必须把人的提升作为供给侧改革的重点，将人的能力供给摆在首位，这就要求原有的以低劳动力为核心的人才结构向以知识工人和高端人才为核心的人才结构转变。
第二是技术供给。过去企业只认为自己是技术供给方，强调自己要有完整的技术基础设施，自己关起门来做个创新实验室，能力有没有上去只看自己能提供多少技术。现在看来这个观点是错误的，企业不能关起门来做创新，必须依靠集成创新、开放协同创新，很多优秀企业建立创新平台，通过网络化和开放化的形式进行技术协同和条件共享，不同合作者之间通过无缝对接完成高水平创新。
第三是组织。过去的组织是垂直封闭的组织体系，现在是互联网时代的组织体系，是开放的、扁平的、无界的和虚拟的。组织与组织之间是平台化的一种合作，所以组织的模式就要创新。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自己设立一个研发部门就是创新，而是越来越强调开放和组织协同，比如说产学研合作，供应链和产业链，前后左右形成的网络体系，这就要求网络能力的进一步提升。
第四是资金供给。不能仅仅为了看资金而看资金，而是要从创新驱动创业的资本市场和资金供给去看。技术的发展依靠技术转化，新产业的产生依靠技术创业，但以技术创新为基础的创业资金问题至今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我国实际上并不缺钱，缺的是真正愿意去支持创新的资金，目前的各种基金、融资机构都喜欢“锦上添花”的B、C轮投资，这个问题目前仍很严重。
最后是制度供给。前面的要素供给归结起来都是制度供给问题，因为创业是需要资金的，资金融资、整合、众创、众筹，这些都是创业的模式。创业和资金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离开了资金，技术创业是没有意义的。现在虽然出现了天使、PE、众筹、众包等融资方式，但对创新型创业的支持效果并不理想，对于人才流向指引并不理想，其关键还是制度建设，更重要的是制度供给能力的提升。
因此，企业创新要想有动力，就必须要有市场竞争，有竞争才有动力。然而创新要想转化出来，就必须要有能力，而能力的提升要靠人才、技术、组织和资金等创新要素，而这些要素提升的关键在于制度。
Q：您认为国家和区域需要进行哪些制度创新，来推动企业全面创新？
魏江：
如果一个区域、一个国家没有建立良好的激发企业创新动力、提高企业创新能力的制度体系，就不可能培育出创新型企业，更不可能培育出创新型产业，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国家战略特别强调供给侧改革了。
过去的创新纯粹是靠市场刺激的方式拉动的，因此相关的创新政策也更多的落脚在需求侧，也就是说，企业拿到专利国家就给补贴、企业做出新产品就给补贴、企业申报了高新技术企业也可以免税等等，所有的这些政策、专项都是在刺激需求，解决的仅仅是市场侧问题，而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供给能力问题，也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企业的动力问题。
通俗地讲，市场侧考虑的是有没有钱赚，动力问题的关键在于要不要创新。与此同时，并不是所有的专利都能产业化，然而专利是具有壁垒作用的，我个人认为国家对于部分专利应当进行政府采购，并让专利被行业内其他国内企业共享，从而提升整个产业和区域的竞争力。
关于供给侧制度创新，其实与读博士、写论文一样的，如果大家认为无需过多付出就能博士毕业，甚至用钱买个论文也能毕业，那么大部分人会追求最低的成本和最快的方式通过交易弄个学位。要如何解决这种急功近利的学习方式呢？依靠市场拉动能培养优秀的博士研究生吗？事实证明是不可行的，因为市场拉动会产生机会主义和短期功利主义，这时，首先就需要有严谨求是的学术氛围，这就是科学精神和文化。
第二是要有高水平的老师，老师供给思想和知识给学生，有了好的学生和好的老师，就解决了科学研究的要素供给问题。
第三，高校要有非常好的知识结构和土壤，为科学研究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
第四是组建精良的科研团队、搭建高水平的平台、建立良好的国际合作等等。所以这些都是需要全面制度创新去激发供给侧创新要素。只有将教育生态做好了，培养出来的学生总体上就不会错。与此相一致，供给侧创新要素如果不完备，市场竞争只能走向低价的恶性竞争，企业也会走向末路。
Q：您认为从全面创新管理的视角，如何去正确认识大众创业与万众创新的关系？
魏江：
现在有些不好的风气，认为创业就会创新，这是个本末倒置的命题，比如武汉，虽然有光谷、高校密集、人才集聚、产业技术也不错，但是武汉的创新还是比深圳差很多，在解决全面创新问题方面举步维艰，特别是在解决好技术和市场的对接问题方面尤为困难，其直接原因就在于武汉缺少一批创新驱动的创业型企业家，深层次的原因是缺乏技术创业能力，根本问题在于缺乏创业生态，这就需要创业制度的全面创新。要解决好创新驱动的创业问题，就涉及到非常重要的网络化组织变革问题，就是要让产业组织系统建立在互联网大数据的开放系统之上。如果没有这样的网络组织和平台组织，单纯靠技术创新去做众筹、众创，能力太弱。
创新创业的动力和价值观不是一朝一夕的，而是长期积淀的，没有强大的产业支撑和文化创新，创新创业就很难见到成效、形成规模。为什么浙江人喜欢创业？因为浙江人的文化就是创业，深圳也是一样，然而在东北、西北地区，创业就很难维系，这就是文化的差异。
因此，要解决好创新驱动的创业问题，就要进一步推动制度创新，转变企业和政府的关系，转变政府对创业单一的专项投入模式，围绕人才、技术、组织、资金等创新要素，通过深层次的培育，加强创新服务、创业孵化等平台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制度连接，推动全面创新管理各要素的协同发展，营造良好的区域创新生态环境。